宋史研究论丛

参考文献

(1)例如,张其凡认为六品有误,当以《宰辅编年录》九品为是,见氏著《宋太宗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,第341页(1997年初版);游彪也以九品为是,书前自序称“从八品”者,当系误用《宋史·职官志八》,见氏著《宋代荫补制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,“自序”第11页,第11页;何忠礼也误以宋代宰相荫子为从八品的将作监丞,见氏作《贫富无定势: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》,《学术月刊》2012年第1期。另外,专门研究吕蒙正家族的论著,也认为当授九品京官,参见王章伟《宋代河南吕氏家族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香港中文大学,1991年,第115页;王章伟《近世社会的形成:宋代的士族与民间信仰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,第119页;张瑾《北宋吕氏官僚家族问题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西北大学,2001年,第20页;纪云华《宋代河南吕氏家族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山东大学,2004年,第15、47页;姚红《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5、80页;罗莹《宋代东莱吕氏家族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,第167页。

(2)钱大昕《考异》曾云:“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,次精舆地,次辨氏族,否则涉笔便误。”此事亦有案语:“《闻见录》云‘大理评事,为状元及第、宰相任子之初官。’评事,正九品京官也。”显是未详降例关键和官制变迁,误以大理评事附会九品。殊不知吕父子起家均为将作监丞,宰相荫子为大理评事乃熙宁新制。另外,古人引书难免误注出处,今查《邵氏闻见录·后录》均无此语,或引自《文献通考》。参见(清)钱大昕著,方诗铭等校点《廿二史考异》卷40《北史·外戚传》,卷76《宋史·吕蒙正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,第646、1060页;(元)马端临撰:《文献通考》卷64《职官考·文散官·朝议郎以下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1930页。

(3)邓小南: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(修订本)》,中华书局2021年版,第13—34页。

(4)[日]宫崎市定,于志嘉译:《宋代官制序说》,《大陆杂志》1989年第78卷第1—2期;俞宗宪:《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》,《文史》第二十一辑,中华书局1983年版;李宝柱:《<宋史·职官志>官品制度补正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年第3期;龚延明:《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》,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1期;《宋代官品与品官制度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二O二二年第一期;李昌宪:《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》,《河南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2年第1期;《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
(1)李昌宪考订“将作监丞”为从六品上,然《唐六典》、两《唐书》均从六品下。谨慎求见,转托河南大学田志光老师求证,经示下当为笔误。参见氏著《宋代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》第1章《北宋前期的官品令》,第17页。

(2)宋代文官实际叙迁情况更为复杂,与出身类别、带职与否、差遣清冗、皇帝特旨、家族身份等密切相关,一般科举出身、带馆职、领要剧差遣者,多超资迁转。此处所涉为两府之家荫补出身,不带馆职,故以逐资迁转计之,其叙迁阶序为:大理评事→光禄寺丞/将作监丞→大理寺丞→太子右赞善大夫→殿中丞→国子博士→水部员外郎。关于北宋前期本官迁转阶序的形成,参阅陈文龙《北宋本官形成述论》第三章《“官与品轻重不相准”:北宋前期本官阶序的形成》,博士学位论文,北京大学,2011年,第103—138页。

(3)(宋)章汝愚:《山堂群书考索》后集卷17《官制·任子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北大藏元延祐七年元沙书院刻本,第31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,叶8b—9a。

(4)游彪:《宋代荫补制度研究》,第12—13页。

(5)《宋史》卷265《吕蒙正传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9146页。另《东都事略》本传所载基本文同,二传关系详见第三节“传记系统”。

(6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,开宝九年十一月乙亥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386页。

(1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,第653页。

(2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、开宝九年十月癸丑,卷18、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,第378、393页;《宋史》卷155《选举志一》,卷265《吕蒙正传》,第3607、9145页;(清)徐松辑,刘琳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选举8之1,7之2至3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,第5265、5388页。

(3)(宋)范仲淹撰,李勇先等点校:《范仲淹全集·范文正公政府奏议》卷上《治体·奏重定臣僚奏荐子弟亲戚恩泽事》,中华书局2020年版,第501页。

(4)(宋)佚名编,司义祖整理:《宋大诏令集》卷161《政事·官制二·任子诏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612页。

(5)(清)黄以周等辑注,顾吉辰点校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卷3下,熙宁元年九月丁亥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130页;(宋)杨仲良撰,李之亮校点:《皇宋长编纪事本末》卷67《神宗皇帝·裁抑臣僚奏荐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1178页。

(6)(宋)杜大珪编,顾宏义、苏贤校证:《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》上集卷15《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,第333、336—337页。引文见附表。

(1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,第653页。曾巩《隆平集》成书在前,亦载此条且文同,本当首引,然今存版本官品有误,且无李焘按语,为便下文论述,故引《长编》。

(2)《宋史》卷264《沈伦传附沈继宗》,第9115页。

(3)(宋)欧阳修撰,李伟国点校:《归田录》卷2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9页;(宋)李攸:《宋朝事实》卷16《兵刑》,中华书局1955年版,第240页;(宋)江少虞: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8《吕文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,第89页;(宋)刘光祖:《进两朝圣范劄子》,收入(明)黄淮、杨士奇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70《法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第964页;(宋)杨亿口述,黄鉴笔录,宋庠重订,李裕民整理:《杨文公谈苑》卷8《吕蒙正》,《全宋笔记》第八编第九册,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,第316页。整理本此条误入《曹彬》,据文意回改。

(1)范荧:《笔记语境下的宋代信仰风俗》第3章《佛教信仰习俗》,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,第221—245页。

(2)(宋)文莹撰,杨立扬点校:《玉壶清话》卷3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24页。

(3)(宋)赵善璙撰,程郁整理:《自警编》卷1《学问》,《全宋笔记》第七编第六册,第26页。

(4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壬寅,第654页。

(5)(宋)谢维新、虞载辑: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后集卷14《左右丞相下·夹袋疏贤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国图藏宋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,叶7a;(宋)林駉:《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》续集卷9《荐贤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国图藏元延祐四年圆沙书院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,叶7a。

(6)侯旭东:《告别线性史观》,《宠:信—任型君主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》“代序”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,第2页。

(7)(宋)司马光撰,邓广铭、张希清点校:《涑水记闻》卷1《杯酒释兵权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12页。

(8)《宋史》卷256《赵普传》,第8940页。

(1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二月庚子,第647页;《宋史》卷256《赵普传》,第8938页。

(2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三月甲戌,第651页;《宋史》卷267《赵昌言传》,第9196页。

(3)关于此次拜相及其后政争,可参阅张其凡《宋太宗》,第329—335、340—341页;《赵普评传》,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,第236—243页;何冠环《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(修订本)》,中西书局2018年版,第33—47、65—69页;陈峰《宋朝官场酒风及其引发问题管窥》,《文史哲》2020年第1期。

(4)(宋)杜大珪编,顾宏义、苏贤校证:《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》上集卷1《太宗皇帝御制赵中令公普神道碑》,第6页;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条,第653页。

(5)案:端拱元年(988)贡举,《太宗实录》《会要》《长编》《文献通考》《宋史》均载,然始末不全,可参阅龚延明、祖慧《宋登科记考》卷2《太宗端拱元年(988)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,第35—37页。

(1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二月庚子,第647页;《宋史》卷256《吕蒙正传》,第9146页。

(2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1,端拱元年正月戊子,第697页;《宋史》卷256《赵普传》,第8938页。

(3)(宋)刘光祖:《进两朝圣范劄子》,收入(明)黄淮、杨士奇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70《法祖》,第964页。

(4)需要说明的是,适当分类对清晰论述十分必要,但基于研究主题的分类很容易产生另类,对此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,而不宜过度苛求分类标准。如一般认为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《隆平集》属传记文本,但在具体讨论中,前者据史源归入《玉壶清话》系统,后者据传播路径纳入编年系统,而本为独立系统的《神道碑》,则据其作用场域附于编年系统。因此,实际为五大系统,但讨论时分为四大系统。

(1)吕诸子可称者,惟试学士院中等赐同进士出身的吕居简,其余多是“国舍虞比”之类恩荫入仕,无甚作为与记载,长子从简更是贪图享乐、辱没门楣。目力所及,其在史载现存六处:端拱元年(988)荫补起家将作监丞;咸平年间(998—1003)饮宴狎游于乡巷,且善伪装,“比及政府之归,则先期整衣以待事”,以至吕蒙正受其蒙蔽“每夸于同列,以家无所忧”;景德二年(1005)吕蒙正离朝归洛,其与二弟知简“掖以升殿”,真宗特恩,其由光禄寺丞迁太子洗马,知简由校书郎迁奉礼郎;大中祥符四年(1011)蒙正卒,诸子加官,其再迁国子博士;天禧元年(1017)叙复卫尉寺丞,因前国子博士、监曲院“坐盗官物除名,至是表献其父文集,故甄录之”;熙宁元年(1068)富弼所撰神道碑,载其卒官驾部员外郎。生卒年不详。参见《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;卷59,景德二年二月丁未;卷90,天禧元年十月癸已条,第653、1320、2084页;《宋史》卷256《吕蒙正传》,第9146—9150页;《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》上集卷15《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》,第335—337页;《永乐大典》卷8844《游·饮宴狎游》引贾似道《悦生随抄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4070页;(宋)王称撰,吴洪泽笺证《东都事略》卷32《吕蒙正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,第393页。

(2)通行点校本《归田录》辑录此条,我们认为或有不确。《类苑》载此条录自《庐陵居士集》,校者意为《(庐陵)归田录》,李伟国据之收入点校本《归田录》佚文,储玲玲《全宋笔记》本因之。今考《玉壶清话》成于元丰元年(1078),欧阳修逝于熙宁五年(1072),生前根本无法目睹该书。通查南宋迄今“欧集”诸版本,均无此条。江氏此条当录自《玉壶》,误标《庐陵居士集》。《类苑》引书丰富且有出处,颇便后世辑佚补遗,然校者已发现误标出处问题,李裕民也有专文订补。全面清理《类苑》引书问题,对古籍整理、文史研究颇为重要,然此已远超本文论旨,姑附存之,以俟博洽君子。参见(宋)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》“出版说明”,第3—4页;李裕民《<宋朝事实类苑>引书订补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第169期,1987年。

(3)朱熹、章汝愚称录自《湘山野录》,或与《湘山野录》遭崇宁书禁有关,或与两书合刊流传有关,四库馆臣亦云:“(《玉壶清话》)盖与所著《湘山野录》相辅而行。”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40《子部·小说家类·杂事上》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193页。

(1)(宋)文莹撰,杨立扬点校:《玉壶清话》卷3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24页。

(2)(宋)杜大珪编,顾宏义、苏贤校证:《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》上集卷1《太宗皇帝御制赵中令公普神道碑》,第6页;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9,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,第653页。

(3)(清)钱曾著,管庭芬、章钰校证,傅增湘批注,冯惠民整理:《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卷3上《杂家》,中华书局2012年版,第258页。

(4)目前关于《玉壶清话》版本流传相关研究,多认为明初文渊阁所藏已阙,但据张升研究,该版书目实际反映明中期藏书情况。此点承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孟泽众兄惠示,谨致谢忱。(明)杨士奇等编:《文渊阁书目》卷6《宙字号第二厨书目·史杂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9册,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,第77页;张升:《明清宫廷藏书研究(修订本)》,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,第35—55页。

(5)嘉靖二十六年(1547),四明范钦于苏州书商处得前五卷,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又借录书友吴岫后五卷,始成完书。后世诸本多由此本出,然范本脱讹严重,钱曾言其从祖钱谦益于荣木楼有校补本,惜不得传。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(1776—1779),吴翌凤钞录江藩藏本,又借余景初(前三卷)、朱奂藏本校勘,今三本均不得见。吴钞校本则经郁松年、陆心源递藏,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(索书号:13函3架)。另有“绣谷(吴焯)写本”亦经十万卷楼入藏静嘉堂(索书号:13函2架)。两钞本相关信息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林杰祥老师惠赐,谨致谢忱。

(1)鲍氏书末跋语云:“是册为吾友枚庵漫士手校,庶为精核,其间一二事与《宋史》未合者,偶为正之。”此条注文校语云:“案《宋史》,起于卢多逊之子雍,后遂以为常。……一作‘六品’者误。”(宋)文莹:《玉壶清话》卷3,卷10附鲍廷博跋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6集,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,叶2a、叶15b—16a。

(2)(清)俞樾撰,应守岩、余国庆点校:《春在堂杂文》6编卷7《五周集序》,赵一生主编《俞樾全集》第14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,第1039页。

(3)(清)陆心源编,许静波点校: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62《子部·小说类一·玉壶野史十卷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,第1098页。

(4)案: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后,学界多有订误之作,然皆未指出此讹误。如薛正兴《<湘山野录><玉壶清话>点校本补议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总第199期,1988年;李裕民《<湘山野录><玉壶清话>点校订误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总第214期,1989年;蒋宗福:《<湘山野录><玉壶清话>点校疑误举例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94年第1期;徐规《<湘山野录><玉壶清话>订误》,《文献》1997年第4期,后收入氏著《仰素集》,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914—928页。

(5)此本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题作明钞本,研究者多因袭,然经校阅比勘,恐为清钞本。

(1)(宋)文莹撰,杨立扬点校:《玉壶清话》卷3,第23—24页。

(2)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23《子部·杂家类·杂纂》,第1061页。

(3)(宋)朱熹纂集,李伟国点校: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“自叙”,朱杰人等主编《朱子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12册,第8页;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57《史部·传记类·总录上》,第519页。

(4)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35《子部·类书类》,第1150页。

(1)(宋)章汝愚辑:《山堂群书考索》后集卷17《官制门·任子·大臣不求任子》,第31册,叶14a。

(2)案:《东都事略》淳熙十三年(1186)八月前、《挥麈后录》“绍兴甲寅”(1194)、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嘉定己巳(1209)、《宋史》至正五年(1345)。

(3)(宋)李心传撰,徐规点校: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4《制作·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中华书局2000年版,第113—114页;(宋)王应麟撰,武秀成、赵庶洋校证:《玉海艺文校证》卷12《正史·淳熙东都事略》,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,第573页;(清)徐松辑,刘琳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崇儒5之41,第2858页;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50《史部·别史类》,第449页。

(4)王称主要致力于史事拣选和词句校订,如将“上”精确替换为“太宗”“真宗”“仁宗”,改“阴谴”为“谴责”,改“楪子大”为“镜许”等;而修撰此卷的元史臣则究心于违碍字词,如改“蛮夷”为“远人”,改“胡”为“邻国”等,且未利用王称校改文本。诸书所载吕蒙正叙事(包括三部传记)的史源问题,或值探究,姑附存之。

(5)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35《子部·类书类》,第1149页。

(6)(宋)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:《挥麈前录》卷4《王仲言弱龄见知于朱希真、徐敦立二公》,第47页。

(7)(宋)陆游撰,李昌宪整理:《老学庵笔记》卷6,《全宋笔记》第五编第八册,第182页。

(1)(宋)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:《挥麈后录》卷7《王氏书为陈元则所得》,第182页。

(2)(宋)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:《挥麈前录》,《后录》,《第三录》“自跋”,《全宋笔记》第六编第一册,第54、233、282页。挥麈本意挥动麈尾所制拂尘,古人常以之谈助,后遂演变为谈论雅称,循名责实,亦不难知是书来由。

(3)此外《后录》还有两次明确称引《事略》。参见(宋)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《挥麈后录》卷2《徽宗御制艮岳记,命李质、曹组为古赋并百咏诗,及诏王安中赋诗》,卷6《李端叔行状文章》,第111、169页。

(4)王氏称其书“朝谒之暇,濡毫纪之,总一百七十条,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,厘为六卷”,但如前揭,沈继宗系供奉官擢升,起家授水部员外郎者,仅卢雍一人;熙宁二年(1069)宰相荫子已改为大理评事,元丰改制以阶易官后又屡经变化,故“以至今日”亦不确。除以新阶官对应旧职事官,王氏两处改注明显不确。参见(宋)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《挥麈后录》卷2《宰相奏补子弟止授九品京官自吕文穆始》,《自跋》,第114、233页。

(5)详见下文“编年系统附神道碑”。

(6)(清)徐松辑,刘琳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崇儒4之23,第2828页。

(7)(宋)陈骙撰,张富祥点校:《南宋馆阁录》卷3《储藏》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21页。

(8)李心传《系年要录》、《旧闻证误》辩证《挥麈录》达70余事,岳珂、赵彦卫、钱大昕等亦有辩证。参见张家驹《王明清<挥麈录>辨证标题》,《燕京学报》第27期,1940年。

(1)诸书版本源流,学界多有探讨,详参整理本前“出版说明”“点校说明”“前言”等,此不赘。

(2)(唐)段成式撰,许逸民校笺:《酉阳杂俎校笺》,《前言》,中华书局2015年版,第26页。

(3)(宋)谢维新、虞载辑: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续集卷6《家世门·授六品官》,叶3b—4a。(明)彭大翼:《山堂肆考》角集卷11《人品·罹谴谴责》,国图藏明万历刻本(善本书号:19473),叶5a—5b;卷107《人品·罹谴谴责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,第976册,第161页。

(4)魏希德即指出,《挥麈录》现存印本很可能没有经过作者和第一手的读者的审读和核准。此点承蒙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张宇昊兄惠示,谨致谢忱。参阅[比利时]魏希德撰,常方舟译《12世纪中国宋代手抄和印刷出版之间的连续性——以王明清分期出版笔记为例》,《新宋学》第七辑,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,第78—96页。

(1)(宋)王明清:《挥塵录余话》总目附《龙山书堂本牌记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宋龙山书堂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,叶5b。

(2)经比对,两本质量均不及龙山书堂本。静嘉堂本《前录》《后录》《第三录》当非同版,《前录》可能是早于龙山书堂的“浙刻本”,《后录》仅存两卷,《第三录》有错版;国图本今存《第三录》,第3卷剥蚀尤甚,书前有袁克文跋、翁方纲记、黄丕烈小像,书后有孙原湘跋,袁氏意此即黄丕烈“百宋一廛”旧藏宋本,惟《后录》两卷不知何时散失,袁说恐当再作辨析,姑附存之。

(3)除书前新增详目,龙山书堂本《挥塵后录》卷数(11)、条数(205)亦与王明清手本自述(6卷,170条)相差颇大,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录及明清官私所藏刊、钞本皆11卷本,足见龙山本传播广泛。

(1)据余嘉锡、王瑞来考证,《隆平集》实为曾巩为编修《五朝国史》所做资料汇编,所据宝训、圣政、日历、实录、国史、会要、行状、家传等,或为择录,或为全抄。另据王瑞来考证,《长编》至少有四处明确称引《隆平集》。参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5《史部三·别史类·隆平集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260页;王瑞来《破解千年之谜——<隆平集>撰者考》,《关东学刊》2021年第4期。

(2)据学者考证,《隆平集》于绍兴十二年(1142)初刻,又有淳熙元年(1174)参知政事姚宪重校本。李焘曾先后五次进呈《长编》,隆兴元年(1163)“太祖朝”,乾道四年(1168)“太祖至英宗朝”,淳熙元年(1174)“神哲朝”,淳熙四年(1177)“徽钦朝”,淳熙十年(1183)“全书增损修订本”。故李焘最初所引《隆平集》当为“绍兴初刻本”,修订全书时或有参考“淳熙重校本”。宋本虽已不存,但官品应当无误,否则李焘当如引《隆平集》考证转运判官始设时间,于时有所辨析。明清诸版基本源出“万卷堂刊本”,经查此本官品已误。参见熊伟华、张其凡《<隆平集>版本考略》,《图书馆论坛》2007年第5期;王瑞来:《<隆平集>释疑》,氏著《文献可征:宋代史籍丛考》,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,第8—34页;裴汝诚、许沛藻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19—26页;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3,开宝五年八月丙申条,第288页。

(3)关于诸史籍与《长编》关系,可参阅诸书《点校前言》,以及邓广铭《对有关<太平治迹统类>诸问题的新考索》,收入氏著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347—378页;王智勇《<太平治迹统类>前言》,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二十七辑,线装书局2020年版,第23—39页。

(4)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4,淳化四年五月丁未条,淳化四年十一月己未,第749、758—759页。

(1)据王瑞来考证,《编年录》北宋部分主要抄撮编排自《长编》《事略》《丁未录》《宰辅拜罢录》等书。尽管徐氏此条只标注《长编》《挥麈录》,但不难发现夹杂于《长编》引文中的“先是,卢多逊为相,其子雍即授此官,后遂以为常”显非二书内容,而应录自《事略》。参见王瑞来《<宋宰辅编年录>考述》,氏著《文献可征:宋代史籍丛考》,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,第99—127页。

(1)(宋)朱熹: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1《吕蒙正》,国图藏清洪莹重刊本(善本书号123011),第1册,叶18b。

(2)邓小南:《历史研究要强化史料辨析》,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5月16日第16版;后收入氏著《长路:邓小南学术文化随笔集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126—131页。